中國主日學協會（簡稱中主）是百年福音老店，以廣泛供應教會主日學課程教材最為知名，我自小到大都是中主道光課程的受益者與使用者。中主是華人教會主日學運動時代下的福音機構，發軔於1907年在上海舉辦的全國宣教士會議；當年適逢馬禮遜來華宣教百週年紀念，決議成立一個主日學組織，發展全國的主日學運動，並以福音廣傳、服事教會為目標。
主日學課程架構 廣泛沿用至今
三年後（1910年），中國主日學合會（China Sunday School Union，簡稱「合會」）於上海正式成立，第一任總幹事是1890年自美來華宣教的都春圃牧師（Elwood G. Tewksbury,1865-1945）。他以馬可福音十章45節「不是要受人的服事、乃是要服事人」為合會的口號，並提醒宣教士來華目的，乃是要服事中國人。
都春圃牧師。
都春圃保守而堅定的信仰立場，強調唯獨聖經的權威，始終認為合會的存在目的，就是要提倡學習聖經。在其信念下，合會的主要工作分為：文字、教育、佈道、推廣四個部門。文字部專職編印主日學教材、教師訓練課本、聖經圖畫以及月刊等印刷物；教育部舉辦各種師資訓練和函授課程；佈道部提倡堂會內外與個人佈道工作；推廣部則舉辦聖經學習推廣事工。
合會所出版的主日學課程教材，可分為「統一課程」及「分級課程」。「統一課程」就是現在說的合班課程，指各級主日學班別都採用相同的課程目標和聖經經文，只是稍微按年齡修改教學內容及步驟。「分級課程」則是分班課程，按不同級別學生的需要，另外編寫適合他們的教材，現在則多以幼兒、初小、中小、高小級做劃分。
據統計，合會開辦頭四年間，每主日就有超過九萬名兒童採用這套課程來上主日學，廣泛的被不同宗派的堂會所採用。這兩種主日學課程編寫方式一直沿用至今。
全力委身聖經學習的傳播
合會本身是世界主日學運動的一份子。合會成立之初，世界主日學協會（World Sunday School Association，以下簡稱「協會」）在英國的辦事處提供了主要的經濟資助。
但1920年代，基要派與自由派的神學思想爭議，從歐美國家延燒至在華宣教士群體，基要派嚴守聖經福音信息，談論並教導主耶穌基督的寶血、死亡、復活而獲拯救的福音；自由派則希望在談論聖經的同時，能更廣泛的加入社會與道德議題，藉以回應中國新文化思潮的衝擊與挑戰。
雖然都春圃並不排斥新的教育方法，但他從來無意將合會的課程教材，納入社會道德等議題探討，他的立場引發自由派宣教士的撻伐，但也受到像是內地會等基要派宣教士的擁護。很明顯的，在逕渭分明的神學立場下，1930年一月，協會採取行動停止對合會的部分經濟援助，包括不再負擔都春圃的薪資。
合會雖然失去海外重要資金的挹注，但仍決定繼續主日學事工，當時合會的委員會力挺都春圃，要求他繼續留任。事實上，協會並非完全中斷對合會的財務支援，其中仍負擔關於主日學教材的津貼。但此時的合會，必須再增加對外募款，並尋求保守派差會組織與堂會機構的經費支持。
消息傳到海外，《主日學時報》（The Sunday School Times）盛讚合會「忠心和勇敢的行動」，甚至美南長老會的兩個中國差會，呼籲協會能更正局面，否則「我們應該呼籲我們的支持者，把在華主日學工作的捐贈，直接轉給在上海的中國主日學合會。」
宣教士群體間的立場分化，是中國福音事工所不樂見的局面，造成彼此嫌隙與對立。從都春圃的立場來看，他一路堅持信仰的純正基要性，不容參雜其他世俗工作，全力委身在聖經學習的推廣與傳播，這點的確使合會的主日學課程，立基在神的話語之內。
事後證明，中國各地的教會主日學，普遍還是使用合會所出版的各類教材。根據都春圃在1935年的報告顯示，合會每年要印製五百萬張小掛畫及十萬張大型掛圖，才能足夠供應教會的需要。
「主耶穌的尋找亡羊的比喻」海報，圖片取自波士頓大學全球基督教與宣教研究中心網站。
我在波士頓大學全球基督教與宣教研究中心網站，找到至少六張由合會出版的聖經彩色海報，其中一幅便是「主耶穌的尋找亡羊的比喻」，甚至以中國人物的本地形象進行繪製表達，讓聽道的人更能體認福音信息。
二戰遭俘逝世於山東拘留營
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，日軍全面俘虜在華的英美宣教士，都春圃未能倖免於難，1945年左右或更早之前逝世於山東拘留營（確切時間不詳）。抗戰後期合會的福音工作從外國宣教士，轉以華人同工為主，難得的是，戰爭期間合會的工作並未間斷，繼續供應主日學課程及教材。中共建政後，合會遷至港臺，並於1952年更名為「中國主日學協會」。
華人教會的主日學教材，堅持取材聖經經文，並不以譁眾取寵或現代神學為核心，這是都春圃以及他所屬的宣教士群體，留給華人教會的信仰遺產，所代表的更是華人教會的主日學運動思潮，代代相傳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