十九世紀末，中國滿清政府腐敗，民不聊生，以致有志之士發動革命，經過多次失敗，終於在1911年，武昌起義成功，建立民國政府。關於這段革命建國的故事，一般的歷史教材或著作，總會強調許多革命者是受過西方教育的青年。
然而，常被忽略的是，有許多革命者也接受了西方傳來的信仰─基督教。例如，興中會的主要領袖孫文、陳少白和鄭士良等都是基督徒；對武昌起義有關鍵性影響的日知會，則是教會的附屬機構。這些革命者的名字沒有被遺忘，但他們的信仰卻被忽略。其實，有許多人是本著基督博愛的精神而投入革命。其中，最具有代表性的，首推日知會的首領─劉靜庵。
劉靜庵（來源維基）
革命初試
西元1875年，清光緒元年，劉靜庵出生於湖北潛江。成年後，他於1903年遷居武昌，並加入湖北新軍，擔任軍官黎元洪的書記。劉在軍中循規蹈矩，勤於操練，有閒暇時則向士兵灌輸民族大義思想，頗得行伍同袍信任。同一時期，亦有張難先、胡瑛等革命黨人加入新軍，在軍中秘密散播革命思想；劉可能在這時期聽聞革命運動並與黨人結交。
1904年，劉靜庵夥同胡瑛、張難先等人在武昌成立革命組織「科學補習所」。補習所對外宣稱研究科學，但會員們暗中心記「革命排滿」為他們真正的宗旨。是年秋，補習所與另一個革命組織華興會結盟，準備在農曆十月十日慈禧太后誕辰時起義。後來卻因走漏消息，導致官府搶先派兵搜查補習所。幸好劉靜庵及時獲報，立即銷毀所有文件名冊，並通知同志逃命，最後官府的搜查一無所獲。
事後，科學補習所被封，其革命活動遂告終止。同時，黎元洪截獲華興會黃興寫給劉靜庵的信件，得知劉參與革命活動，於是私下囑咐他託病退伍離營。
日知會傳播革命思潮
1905年，劉靜庵離營後，受到武昌聖公會胡蘭亭牧師的邀請，擔任日知會司理，同時兼任文華學院的漢文教習。日知會原是聖公會附設之閱報室，提供各種新聞雜誌和新書，任人閱覽，目的是為了傳播新知和開通民智。劉在會中負責管理和招待，他也在這時候受洗成為基督徒。
這段時間，先前失散的科學補習所成員，也逐漸重聚於日知會。不久，劉靜庵向胡牧師提出日知會的轉型計畫，他說：「國勢成岌岌矣！公中國人，當不忍其淪胥。下走愚妄，竊願藉此謀革命以救國，公能許我乎？」胡牧師答：「國危至此！尚何所顧慮？願與君共為其難，即如君言，弟好為籌畫也。」於是，日知會名稱不變，但轉型發展革命，大肆宣傳革命書刊，如《警示鐘》、《猛回頭》及《孔孟心肝》等；同時也在每星期天舉辦公開演講，闡述世界大勢、本國危機和救危之道。
日知會在劉靜庵的領導下，吸引許多軍、學兩界的人士入會，會員曹亞伯曾記載其盛況，「日知會極形發達，每逢禮拜假期，至日知會閱書報者更多，兵士學生，習以為常……軍學兩界入會者，數約萬人。」同盟會范騰霄描述來聽演講的人數眾多，「聽眾至不能容膝」。在這盛況中，心中暗藏革命之志者日漸加增，「革命思潮，遂遍播於江漢軍學界」。於是清政府的湖北新軍中，越來越多士兵和軍官傾向革命；一股隱藏的力量正在醞釀，等待發揮的時機。五年後，1911年十月十日夜晚，潛伏在新軍內部的革命黨人終於發動攻擊，敲響了清王朝的喪鐘。
被捕入獄
時間回到日知會轉型後一年多，1906年末，湖南有數萬名有組織的礦工，在同盟會間接影響下，自行發動起義，範圍遍及萍鄉、瀏陽和醴陵三地，史稱萍瀏醴起義。當時劉靜庵接獲消息後，準備號召日知會成員響應。不料，日知會未及出動，起義軍已被清軍擊潰，這場起義遂告失敗。後來官府緝拿相關革命黨人，不久即逮捕劉靜庵、張難先、殷子衡和其他日知會幹部。
官府審訊劉靜庵後，立即判他死刑。行刑前，聖公會美籍吳德施主教（Bishop L. H. Roots）與孟良佐牧師（A. A. Gilman）緊急致電美國公使樂克希（W. W. Rockhill），請他出面向清政府交涉，結果獲得北京正面回應。是年底，清廷要求湖北總督張之洞對此案「從緩辦理」，於是，劉被改判無期徒刑。
1907年初至1911年，劉靜庵在牢裡度過人生最後四年的時光。他沒有因此中斷革命事業，在獄中仍秘密組織中華鐵血軍，與在外革命黨人互通消息。信仰方面，雖然他飽受折磨，但也沒有因此失去對上帝的信心，反而更表現出真實的信仰生命。在獄中，他每天讀經禱告，也傳福音給其他獄友和獄卒等。
獄中病逝
主後1911年六月十二日，約是武昌起義前四個月，劉靜庵病死於獄中，享年36歲。許多獄友為他撫屍痛哭；聖公會多位牧師一起來為他收殮。他的母親趕到獄中時，看到一具瘦骨如柴的軀體，頭髮和鬍鬚都已斑白，竟不相信那是她的兒子。民國十七年，湖北省政府將劉靜庵公葬於武昌東郊伏虎山，並為他立碑以為紀念。
身在縲紲 心在天堂
劉靜庵從小受儒家教育薰陶，而且喜歡老子和佛教的學說，他的成長過程可能極少受到基督教影響。直到30歲那年，他任職於日知會時，才受洗成為基督徒。
從劉靜庵受洗之後，一直到被捕入獄之前，大約一年多的時間，凡有關於劉的記載，總是著重於日知會的發展，少有關於他在信仰方面的紀錄，所以我們難以得知他在這段時間的信仰見證如何。
但以筆者目前所能找到的史料，仍有兩個可以旁敲的線索：第一、日知會員曹亞伯曾提到「每逢禮拜假期，至日知會閱書報者更多，兵士學生，習以為常，因而做禮拜作基督徒者亦不少。」由此可見：劉靜庵除了宣傳革命，也傳揚福音，領人歸主，並非只單做革命工作。
第二、有一次劉靜庵去拜訪好友張純一，這拜訪令張感到驚奇，「劉君敬安至余家，略敘數語，仆驚其學識之猛進，知由基督教陶成之。」可見當時基督信仰的確改變了劉的生命，使得他的老朋友都覺得士隔三年，刮目相看。
劉靜庵被捕入獄時年約32歲，當時他受洗未滿兩年。他被審訊時飽受酷刑對待，「藤條笞背一千四百下，血肉橫飛，肉盡骨見，死而復生者數次」。有人用白布為他擦去背上的血；劉看到那塊血布，就在上面題字，「汝（指血布）實為吾患難中之紀念品，而亦實吾紀念主恩膏之一要件也。」
這對革命黨人而言，是相當奇特的想法，因為其他人通常會表達他們的犧牲是為了民族大義，如林覺民在〈與妻訣別書〉中提到他的犧牲是為謀天下人的幸福；而另一位革命黨人朱松坪將被斬首之時，就喊著說「革命黨的血，是灌溉漢人自由的肥料，殺我是求之不得的。」但是，劉靜庵卻將為革命所受的苦連結於信仰，將之理解為靈命的操練，是「紀念主恩膏」，而非關聯於民族大義。
此外，劉靜庵也曾作詩一首，抒發獄中受苦的情懷：
向前已是慘淒極，那信慘淒更有深。六月霜雪河海凍，半天雲霧日月昏。
中原有士兆民痛，上帝無言百鬼獰。最是達材須磨鍊，紅爐烈火煉精金。
可見劉總是將受苦與信仰連結，視為上帝對他的磨練，如同烈火煉精金一般。
1908年春，日知會員殷子衡移監至劉靜庵的隔壁房。殷每天晚上都會聽到劉唱詩和禱告的聲音，殷就去問他為何事禱告，劉回答：「予持耶穌之名，求救中國之苦，身在縲紲，心在天堂。」劉本是日知會員中受刑最重的，卻能因基督信仰而心境開闊。劉的這番話不知何故，竟讓殷聽得心中忐忑，覺得悲痛難耐。
獄中慕道班
隔日，殷子衡再去找劉靜庵，請教他關於基督教的種種疑難。劉在答覆問題之餘，也積極向殷傳福音，過程就好像在教會上慕道班一樣，例如，劉對殷說：「上帝我等主，是無所不知的，是無所不能的，是無所不在的。做基督徒的人，第一要信聖父，第二要信聖子，第三要信聖靈……」
除了基要真理的教導之外，談到革命，劉也對殷說：「你要趕快皈依基督。救了自己，才好去做那救人救國救世界的工夫……我們要想做真革命黨，就要先做真基督徒。因為革命黨就是要本著基督的博愛主義，為大多數人謀最大幸福呢！」這段話再次顯示，劉總是將革命連結於信仰。
其實，劉在信主之前就已經投入革命運動，當時他不可能「本著基督的博愛」，所以這應該是他信主以後，才對革命有如此新的理解。
劉靜庵繼續向殷子衡佈道一段時間，並將一本聖經和寫了十誡、主禱文和使徒信經的紙條，都送給殷研讀。殷研究兩三個月後，終於決定信耶穌。這是劉靜庵在獄中以個人佈道的方式，帶領殷子衡決志信主。
殷子衡信主後，劉靜庵在獄中除了個人靈修之外，就多了個小組聚會的時間。他們二人每日早晚「獄室裡禱告，先就同念主禱文，後由靜庵先生隨口領禱，或唱詩，或查經，或讀公禱文。」在每天的聚會中，殷子衡的信仰生命就得到了造就。後來，也有其他獄友，如歐陽澤垠，和獄卒潘季貞等人來加入這小組聚會。於是，在他們中間就曾出現以下這段有趣的對話：
歐陽問殷：信教的人，終日禱告不做事，糧食從哪裡？人不就要餓死。
殷回答：基督徒怎麼會不做事，十誡的第四誡說：六日以內，你當勤勞辦理你的一切事務。
歐陽又問：我們做事無愧良心就好了，何必要信靠上帝？
殷回答：人的良心好比眼睛，上帝好比太陽。只有眼睛沒有太陽我們是看不見的。人的良心，如果沒有得到上帝的真光照耀，一定也會有弄錯了的事。專以良心為標準是靠不住的。
歐陽又再問：人必須信靠上帝，才能做事不錯，這種道理我懂。又何必要靠耶穌呢？
殷答：人既有罪與上帝隔開了，就好像人在小時候，離開父親，寄居遠處…若想回家去，與他父親同住，必定要一個人作他的介紹。那個介紹人定是要從他父親家裡出來的，認識他，也認識他的父親…他如果誠心信靠那個介紹人的話，跟著他回家去，那個人必在他父親面前做中保…
這場對話顯示出殷子衡在信仰知識上的充足，能適切地回答歐陽的信仰問題。由此可見，殷向劉靜庵學習的這一段時間，他所受到的信仰造就，不亞於一般教會的基要真理班。
逼迫受苦成為靈命操練
殷子衡的靈命也隨著知識而成長，因為後來他在獄中遇到各種困難時，都能以深切的禱告來倚靠上帝，在聖靈的引領下渡過各種難關。此外，有一次劉靜庵生了重病，病到連便溺都無法自理，殷也甘願以服事主人的態度來照顧劉，為他處理便溺、痰瘀及嘔吐等穢物，甚至冒險與潘季貞協力偷運藥物來為劉治病。如此，成為基督徒的殷子衡，在自己的苦難中倚靠上帝，在朋友的苦難中幫助朋友。
總結這一段故事：劉靜庵在獄中帶領殷子衡信主，然後幫助他成長，教育他成為門徒，使他有佈道的能力。同時，上帝也做工在殷身上，使他的生命長出聖靈的果子（基督徒的品格）。劉靜庵與殷子衡，以及其他獄友和獄卒，或為初信者，或為慕道友，每天一起小組聚會，過著彼此相愛、相濡以沫的團契生活。這樣看來，劉靜庵在監獄所建立的，是一個具有敬拜、佈道、門徒訓練及團契等功能的小組─果真是「身在縲紲，心在天堂」。
信主之前，劉靜庵可能是為了自己的理想和抱負，投入革命運動；但信主之後，他對革命理解出新的意義，主張「想做真革命黨，就要先做真基督徒。因為革命黨就是要本著基督的博愛主義，為大多數人謀最大幸福」於是，效法基督變成他革命的理由；逼迫受苦成為他靈命的操練；坐困監牢不妨礙他傳揚耶穌基督。從他的信仰見證看來，他的殉道，也許不只是殉了愛國之道，更是殉了愛主之道。武昌起義成功的關鍵人物─劉靜庵，是一位為主而活、也為主而死的基督徒。
主要參考資料
何卓恩編，《殷子衡 張純一合集》，武漢市：華中師範大學，2011.7。
張難先編，《湖北革命知之錄》，上海：商務印書館，1946。
曹亞伯，《武昌革命真史》，上中下冊。上海：中華書局，1930；reprint，上海：上海書店，1982。
賀覺非，《辛亥武昌首義人物傳》，上下冊。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2。
馮自由，《革命逸史：第二集》，上海：商務印書館，1946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