北京基督徒會堂的王明道弟兄（1900-1991），可以說是中國教會最負盛名的信徒領袖，賴恩融教士給予「中國教會巨人」的美譽，與楊紹唐、倪柝聲齊名。作為本地基要派領袖的王明道，堅持聖經原則，藉以抵抗現代神學思潮，以及回應社會政治局勢，他的信息因為淺顯易懂而廣受信徒喜愛。
信息廣受信徒喜愛
作為許多信徒眼中的信仰偉人，王明道更重視的，是自己失敗的教訓。他一生共經歷兩次重大的風波，一次是對日抗戰，在北京淪陷區的掙扎；一次是中共建政後，面對無神論政權的控訴與監禁。兩者政體雖然不同，但是王明道的抵抗性格甚是突出，與同時期其他教會策略截然不同，也因此記錄政教衝突下的生命省思。
1941年十二月太平洋戰爭爆發，華北地區在日軍介入下成立「華北基督教聯合促進會」，作為政治控制宗教的管道。身為北京基督徒會堂領袖的王明道，認為自己教會並沒有英美差會的背景，完完全全就是一所本地人建立的教堂，因此不肯附和加入，他在禱告中得到的理由是「你們和不信的原不相配，不要同負一軛。」（哥林多後書六章14節）斷然拒絕日軍的利誘要脅。
但王明道內心卻感到無比的恐懼，他說：「我願意度著平安的日子，我懼怕身體的痛苦禍患，我知道日本憲兵隊的殘暴，我曉得囹圄中的滋味是不好受的。我家中有年近八十高齡的老母，我不願意她擔驚受怕。」
左圖：王明道攝於五○年代初。右圖：1937年8月北京基督徒會堂獻堂禮拜（維基）
斷然拒絕日軍利誘要脅
但此時期卻是王明道靈性最剛強的一段日子。他在自傳《五十年來》回憶：「感謝神，祂開我的眼睛，叫我看見『懼怕危險』便是許多很好的聖徒犯罪墮落的原因。」在苦難中看見神的恩典，他將這段經歷寫成《在火窯與獅穴中》。王明道用約瑟、摩西、大衛、但以理等人受苦的經歷，勉勵信徒「懼怕人的陷入網羅，惟有倚靠耶和華的必得安穩。」（箴言廿九章25節）
「華北基督教聯合促進會」於隔年（1942年）十月更名為「華北中華基督教團」。華北教團的成立，雖然有助於日軍對於教會界的管控，但不可否認，對於其他教會來說，卻是生存的希望，是獲得信仰實踐的唯一途徑。因此不宜用道德二分法區分，甘願加入華北教團的教會就是信仰的罪人，而抵抗的就是偉人。必須省思的，是在淪陷區的教會信徒，選擇以不同的方式回應信仰生活，無論是加入、妥協、或是抵抗。
在王明道眼中，華北教團的領袖或聯絡人，都是屬於接受現代神學的「不信派」，因此他在所出版的《靈食季刊》撰文抨擊「不能與那些崇拜假神，心懷叵測的日本軍人、政客合作。」他的戰鬥性格、抵抗主義、二元對立，顯而易見。意外的是，王明道最終並未遭日軍惡意對待，最大的原因，就是基督徒會堂的確未具有英美差會背景，完完全全是由本地人奉獻支持，當然也包括日軍與華北教團對他的容忍。
被控反革命罪捉捕入獄
中共建政後的中國教會，所受到的挑戰比日軍侵華更為激烈。1954年九月，北京市宗教事務處邀請還沒有參加三自教會的11個北京市基督教團體共100多人開會。政府試圖說服王明道，但他表示：「我完全不能參加三自會，因為三自會中有人連上帝都不相信，我怎麼能跟他們在一起呢？」
同年冬季，王明道在《靈食季刊》上發表〈順從人呢？順從神呢？〉，說明他看待三自運動的原則：「第一，我們應當順服神，第二，我們在不違背神的命令的範圍內，也應當順服人的一切制度和權柄。但如果人的制度和權柄與神的命令相牴觸，那樣，我們便只有不順從人，只順從神了。」
隔年（1955年）六月，王明道再發表著名的〈我們是為了信仰！〉，八月被控以反革命罪，捉捕入獄。
王明道在淪陷時期與日本人的對抗過程，體認自己作為先知的服事職責，也因為該次得勝的經驗，使他面對中共政權，如法炮製同樣的抗爭手段，以言論陳述立場。但此回卻不見容於政府，以致將自己推上政治上反動的角色。
反思己身失敗軟弱
1956年八月，王明道在獄中認罪檢討，並承諾出監後加入三自。不過，由於不能接受自己的軟弱，事後不但未加入三自，甚至放棄自己在基督徒會堂的服事。1958年再次被捕，直到1980年獲釋。
被中共打入反革命集團的，多有陸續獲得平反，唯獨王明道和倪柝聲迄今尚未。回顧過往，王明道曾總結自己的失敗，是因為他所依靠的，是「1942年那次得勝的經驗，以致失去了單純信靠神的心。」
對於王明道來說，他是那個時代僅有的抵抗者，當周遭的人，包括其他教會領袖勸他與政府合作，無論面對華北教團或是三自教會，他都堅持他的聖俗二分信仰原則，其勇氣與良知，為中國教會帶來深遠的歷史影響。
王明道自1927年至1955年創辦的《靈食季刊》，總共發行29年共114期，可以知道信徒讀者對於王明道解經講道的認同與支持；再者，橄欖出版社於2012年重新再版全套的《靈食季刊》，可見王明道的文字力量，今日仍有其信仰價值。
當然，盛讚王明道勇氣的同時，那些中共建政後加入三自教會的保守屬靈派領袖，包括陳崇桂、楊紹唐、賈玉銘等牧師，他們的心路歷程、掙扎挑戰與委曲求全，又何嘗不是另一股信仰力量？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