其實早在前一年（1909年），海恩波已經為著愛丁堡宣教大會，著手蒐集中國伊斯蘭各地情形。他先是在在華的宣教士刊物《教務雜誌》（Chinese Recorder）發起倡議信，提出兩點請求：第一，希望散佈在中國各地的宣教士，協助他調查當地的穆斯林族群人口以及清真寺數量；第二，希望那些對伊斯蘭文化有研究的宣教士，提供當地穆斯林的宗教社會現況分析。

這次的倡議信，他總共發出800多份問卷，回收200多份。海恩波不但運用科學方式進行問卷調查統計，他也參照大量文獻資料，更親身走訪這些中國穆斯林群聚地區。可以說，《伊斯蘭教在中國》這本著作，奠定中國伊斯蘭研究的深厚基礎，也是後續研究者不能繞過的經典文獻，至今再版重印多種版次。

海恩波在研究中提出他的觀察與憂慮：「由於交通工具的發達，促成東方與西方的接觸，對麥加與中國，正如同其他文明中心一樣，產生作用。因此，遠東地區的伊斯蘭將不可能維持現在的朦朧狀況。」重點是，若是宣教機構一直延誤針對穆斯林的宣教策略，將會成為宣教士的最大愚昧，以及身為耶穌基督僕人的最大過失。海恩波語重心長的如此提醒西方教會界。

海恩波強而有力的文字論述，促使愛丁堡宣教大會達成共識：「現在正是向中國穆斯林宣教的關鍵時刻，宣教士應該即刻行動，為基督贏得這個被忽視的龐大群體。」事實上，海恩波撰寫這本著作，研究伊斯蘭教只是過程，如何向穆斯林傳揚福音，接受十字架上的救恩，才是最終目的。因為「祂願意萬人得救，明白真道。」（提摩太前書二章4節）

自從海恩波的著作發表後，西方宣教士群體對於中國伊斯蘭的關注，顯著增加。例如1913年的《教務雜誌》，便有十餘篇關於穆斯林的通訊、專論與紀實報導。著名的西方宣教士，博德恩、金品三、海春深、濮馬可，也是在愛丁堡大會後，動身前往中國西北進行伊斯蘭宣教任務。

甚至由在華跨宗派宣教士與中國本地信徒合作的「中華續行委辦會」(1922年轉型成立「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」)，也在「伊斯蘭使徒」池維謀（Samuel Zwemer）的籌畫協助下，1917年創辦成立「穆斯林工作特別委員會」（Special Committee for Muslim Work）。無可否認的，這本專著對於中國穆斯林宣教運動，有著時代性的重要發展與轉捩影響。

全家委身宣教  母親禱告支持
海恩波之所以關注中國伊斯蘭的宣教問題，或是更大範圍的說，他長期關注中國宣教問題與歷史紀錄，來自於他出身於宣教士家庭。父親海班明擔任中國內地會倫敦總部的秘書長長達廿年（1875-1895年），母親戴賀美是中國內地會創辦人戴德生的妹妹。海恩波的兄弟姊妹共十人，就有五位成為內地會的宣教士。

1890年劍橋大學畢業後，海恩波前往中國。出發前，他的母親傷心欲絕，因為先前已有三位兄姊前往中國宣教，難掩再次分離之痛，但海恩波寫道：「除了為基督而有所捨，或見她（母親）的兒女們按真理而行以外，沒有什麼能給她更大的喜樂。」雖然傷慟，但仍放手交給神。海恩波回憶她的母親：「在內地會歷史中，沒有一項改進、發展或特別的困難，是她曉得了而沒有致力於禱告出一條路的。」可以說，若沒有母親的禱告與支持，就沒有海恩波兄弟姊妹們的宣教事工。

生命最光彩歲月  全然奉獻中國
海恩波先在安徽的安慶語言學校學習中文，之後被派往山西宣教，先是在太原，之後在洪洞。山西也是海恩波的兄姊服事的禾場，來此之前，著名的內地會本地牧師席勝魔剛過世，留下教區內將近五百位會友。海恩波的擔子並不輕省，除了要餵養各地佈道會所的會友靈命生活，還有四間學校要照管，特別是戒鴉片所的營運更是困難，一年內有25位會友竟然背地種植，被教會禁領聖餐。不過福音事工顯然還是在成長中。

1899年因為妻子柯玉英（Florence Corderoy）的健康問題，不得不舉家返回英國，其後海恩波擔任內地會期刊《億萬華民》（China’s Millions）主編，發揮他在劍橋大學的所學與恩賜。透過長期收到內地會宣教士的投稿與通信消息，促使海恩波對中國宣教的熱忱與關注，日益增加。寫作超過廿本書，著作等身，大部分是關於戴德生、內地會宣教士傳記與中國內地會的史述。

海恩波，在中國的時間雖僅九年的光陰，但他將生命最為光彩的歲月，全然奉獻給中國。針對伊斯蘭課題，除了《伊斯蘭教在中國》，海恩波也曾寫過一位穆斯林宣教士巴富羲的傳記《何竟如此》（To What Purpose）。直到1927年因為持續性失眠症申請退休。即便退休，海恩波在一眼失明的情況下，仍然繼續寫作，完成《道在神州：聖經在中國的翻譯與流傳》等書。

穆斯林宣教倡議，早在百年前就已著手開展、記錄發表。直到近十多年來，華人教會群體接續關注穆斯林的宣教工作，無論是差派宣教士前往伊斯蘭國家，或是在本地參與穆斯林社群活動，組織「愛穆小組」，在在顯示華人回應向穆斯林傳播福音的族群關懷與時代使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