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特約編譯趙亞設／報導】新冠肺炎（COVID-19）大流行已持續近兩年。當人們開始在談論後疫情時代的工作與生活規畫時，一個有史以來變異最多、可能使得所有疫苗失效的變種病毒Omicron卻突然來襲，迫使各國的防疫措施改弦易轍。
疫情使許多基督徒的愛心冷了，《Relevant》雜誌資深編輯泰勒．赫卡比（Tyler Huckabee）撰文提醒基督徒做好防疫，在疫情期間為主得人。他的分享如下：
新約聖經記載耶穌共行了37個神蹟，其中27個與醫病有關。福音書有時記錄詳盡，例如馬太福音記載癱子的四位朋友從屋頂放癱子到耶穌跟前。但有時只記載耶穌「治好了許多害各樣病的人」（參馬可福音一章34節），或說凡摸著耶穌衣裳繸子的人都醫好了（參馬可福音六章56節）。
約翰福音廿章30節雖指「耶穌另外行了許多神蹟，只是沒記在書上。」但是大部分神蹟與醫病有關。沒錯，耶穌可以行在水面上，將水變為酒，還有好幾次幫助朋友得魚。不過耶穌行神蹟的名聲，主要建立於醫好病人上。其實耶穌不一定要醫病，咒詛仇敵受苦也是輕而易舉。不過耶穌希望讓人知道，祂會醫病。
基督徒因不顧安危照顧病患揚名
緊隨耶穌，初代教會使徒保羅、彼得同樣會行神蹟，例如醫好瘸腿的乞丐。但行神蹟並非早期教會醫療事工的唯一途徑。路加福音及使徒行傳的作者路加，也是一名醫生。那時候，病人遭社會遺棄，但教會照顧、關懷病人，並因此取得了名聲。
耶穌和門徒會走進痲瘋病人群體，與被隔離的病人聊天。埃及亞歷山大城主教迪奧西尼（Pope Dionysius of Alexandria）在他殘存的書信中，也記錄了二百年後的基督徒，在做同樣的事。「很多人滿懷弟兄的仁慈和愛心，不顧自己安危，探訪病人。」
在二世紀可怕的安東尼大瘟疫（Antonine Plague）爆發期間尤其如此。這場瘟疫殺害了羅馬帝國四分一的人口。有歷史學家認為，它對基督教早期的興起有所助益。因為在瘟疫襲擊時，非基督徒紛紛棄罹病的同伴於不顧，只有基督徒留下來幫助他們。
後來的賽普勒斯大瘟疫（Plague of Cyprian，發生於西元249-270年間，又稱居普良大瘟疫）對基督教也產生了類似的影響。迦太基教會主教居普良（Cyprian, 約200年-258年）見證並描述了這場瘟疫，他教導基督徒少花時間哀悼死去的人，多花些時間去照顧受苦的人。基督徒以照顧所有人而為人所知；正如教宗彭謙（Pontianus）補充：「照顧人不是只照顧主內弟兄姊妹。」
古羅馬時期沒有所謂的醫院，大部分醫生自學成才，普遍受到質疑，最佳的醫護往往留給負擔得起的人。西元325年的尼西亞公會議（Council of Nicea），為遵行彼得前書四章9節的教導，決定開設療養院，收納病人和窮人。教會希望每座大教堂都附設臨終安養院。
君士坦丁堡的聖沙默遜（St. Samson）醫院及現代土耳其的巴茲爾（Basil）醫院就是最早期的兩個典範。約西元390年，一名富有的基督徒寡婦指名要聖傑羅姆（St. Jerome）在西歐開辦第一所醫院。到了12世紀，君士坦丁堡已有兩間設備完善的醫院，員工有男有女，包括各科專屬病房。
馬丁路德：基督徒需善盡防疫責任
隨後黑死病橫掃歐洲，造成7,500萬人死亡。西元1525年，蔓延至威登堡（Wittenberg），馬丁路德寫信提醒基督徒在疫情期間要善盡防疫責任；屬靈上要勤奮禱告，實務上要保持警覺（保持社交距離和服藥）。他寫道：「我祈求上帝憐憫，保護我們。因此我應該要做好環境消毒、維持新鮮空氣、管理好藥物並在有必要時服用。我應該避免去一些我不需要去的地方，見一些我不需要見的人；以避免受到感染，以及因我的疏忽，讓自己染疫或傳染他人致死。這才是敬畏上帝的信仰，不傲慢、不莽撞，也不試探上帝。」
十八世紀時爆發克里米亞戰爭（Crimean War），南丁格爾（Florence Nightingale）革新護理師工作，不眠不休地改革軍醫院的條件。在她的領導下，為貧民甚至黑社會罪犯，成立醫療機構。她常說自己十幾歳的時候，受上帝呼召，終身服事病人。她放棄家人所提供的上流社會生活，無視因她美貌而被吸引的富家公子，每天工作20時，不斷進行研究，落實護理工作。
其他基督徒在醫護行業的慈惠事工也多不勝數，從宣教士傳福音時加入救護知識，到天主教的非凡傳承—─護士服便是從修女服飾沿襲而來。
其他基督徒在醫護行業的慈惠事工也多不勝數，從宣教士傳福音時加入救護知識，到天主教的非凡傳承—─護士服便是從修女服飾沿襲而來。今日基督徒似乎對捍衛自身權益更感興趣，但歷史上有更多基督徒放棄自身權益，服務他人，似乎也更符合聖經教導。
我們既不是耶穌，也不能靠衣裳繸子醫治病人，但我們可以順服祂的呼召，參與耶穌一向為人所知的關顧病人的工作。（資料來源：Relevant Magazine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