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1-07-02 專欄 / 天路客

《基督教藝術》愛你的鄰人──動了慈心的好撒馬利亞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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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禮本 于禮本 追蹤
Master of the Good Samaritan, The Good Samaritan, 1537; oil on panel, 74.7 × 86 cm; Rijksmuseum (Detail)

◎于禮本(國立台南藝術大學藝術史學系副教授)

如今常存的有信、有望、有愛這三樣,其中最大的是愛。」在耶穌眾多的比喻中,「好撒馬利亞人」對西方社會慈善制度與福利政策有著諸多啟發。

它講述一位離開耶路撒冷前往耶利哥城的人,途中遭遇打劫而傷倒路旁。路過的祭司與利未人皆視而不見地繞路離去,只有一位撒馬利亞人駐足為他包紮,將之帶到旅店親自照顧,並在隔日離開時,叮囑店家照料傷者,承諾在他歸來時,將付清一切照護支出(路加福音十章30-37節)。

圖1. The Good Samaritan, Rossano Gospels, Fol. 007v, ca. 550; Diocesan Museum (Rossano Cathedral)

中世紀的寓意性解讀
早期教父俄利根(Origen of Alexandria, 184-253)與聖安博(Ambrose of Milan, 340-397)皆從寓意性的角度詮釋這則比喻:離開耶路撒冷前往耶利哥城的人,好比亞當離開天堂走向墮落的世界;打劫的強盜就代表人的罪性與撒但的攻擊,而「悖逆不順服」便是他們造成的傷口。祭司與利未人分別象徵了無法提供拯救的律法與先知,而好撒馬利亞人就是耶穌,治療傷者的油與酒象徵了祂的身體與寶血。最後,照料傷患的旅店代表教會,而撒馬利亞人對旅店承諾的再度歸來結算,則暗示了基督在末世的第二次來臨。

教父們的這種詮釋,也影響了早期的基督教藝術。以一件六世紀的手抄本插圖為例(圖1),畫家並未中性的再現經文內容,而是將詮釋融入畫面,讓耶穌成為那位體恤落難旅人、護送傷者至旅店親自呵護的好撒馬利亞人;而額外添加的隨侍天使,則凸顯耶穌真實的君尊身份。

圖2. The Good Samaritan, Stained Glass (detail), 1205-1240 ; Chartres Cathedral

自俄利根以來的詮釋傳統直到中古世紀仍然盛行。例如法國夏爾特大教堂(Cathedral of Our Lady of Chartres)的彩窗(圖2)便以八幅場景仔細交代了出城的旅人、強盜的暴力打劫、掠奪衣物、祭司與利未人的見死不救、好撒馬利亞人為傷者穿衣、護送他至旅店、店家開門迎接,以及好撒馬利亞人的照顧付出。位於這些場景上方的多塊窗格,描述了亞當與夏娃的受造、墮落與離開伊甸園;這兩個新舊約典故的接續排列,凸顯出俄利根對普世人類光景的預表詮釋。

圖3. Master of the Good Samaritan, The Good Samaritan, 1537; oil on panel, 74.7 × 86 cm; Rijksmuseum

特寫助人與傷者行路艱難
然而,中世紀連環畫般的情節陳述,自文藝復興時期開始逐漸式微,好撒馬利亞人對重傷旅人的就地照料成為最主要的場景,在後方背景中常搭配著離去的祭司與利未人,讓前後景人物的正反方向對比,暗示出各自在行為上的差異(圖3)

在這些作品中,好撒馬利亞人不時以華麗東方風情裝扮(如盤捲纏頭帽)、伴隨駿馬與僕人的形象出現;在流露當時對異國想像的同時,卻也透過這樣的造型,反轉猶太社會對撒馬利亞人的負面聯想,呼應耶穌對其傳統偏見的省思提醒。

圖4. Simon Frisius, after Hendrick Hondius (I); Traveler is attacked by robbers; 17th century; Rijksmuseum

隨著藝術家的關注逐漸轉移到自然的寫實與情緒感情的表現,旅途所經荒郊野外所蘊含的未知恐懼、突發險惡與強盜的凶殘,亦成為畫面重點。在洪迪烏斯一世(Hendrik Hondius I, 1573-1650)與弗里斯(Simon Frisius, 1570-1629)的版刻中(圖4),古木深林盤根錯節的樹貌、張牙舞爪的枝幹、茂密遮蔽的葉叢與昏暗不明的空間,不但為暗處的殘害事件營造出不安的張力,樹林內受害者的全然無助更與林外敞亮平和、靜水泛舟之景成為強烈對比。

圖5. Eugène Delacroix, The Good Samaritan, 1849; oil on canvas, 37 x 30 cm; private collection

在關鍵情節的選擇上,義大利畫家費堤(Domenico Fetti, 1589-1623)擷取了好撒馬利亞人將傷者扶上坐騎的時刻,凸顯雙方的吃力與艱難。這樣的詮釋角度繼續啟發了十九世紀的多位畫家,如德拉克洛瓦(Eugène Delacroix, 1798-1863)(圖5)與梵谷。

德拉克洛瓦將兩位主角有如特寫鏡頭般的,安置在褐綠色塊深淺交織的山景前,無論是傷者雙手環頸壓覆對方的姿勢,或好撒馬利亞人因負重而後仰、踮腳提膝以穩住自身的使力表現,不但毫無優雅之感,反而倍顯人物的滯礙吃力。畫家莫羅(Aimé Nicolas Morot, 1850 – 1913)更直白地強調了傷者在坐騎上的癱軟依靠、徒步的好撒馬利亞人駝身支撐對方重量的勉力艱困,以及兩人面前的漫漫行路難之苦(圖6)

圖6. Aimé Nicolas Morot, The Good Samaritan, 1880, oil on canvas, 268.5 x 198 cm; Petit Palais, Paris

苦楚之地仍有溫暖滿溢
愛是恆久忍耐,又有恩慈。」正如莫羅筆下所示,「愛人如己」並非輕鬆愉快、自我感覺良好、綽有餘裕、行有餘力下的施捨,而是無償付出、耗時耗力、攻克阻礙、伴隨捨己與忍耐。這並非人性的天然反應,無法單靠意志或紀律來達成,唯有與愛的本源──神自己緊密連結,方有動力及持恆。

「好撒馬利亞人」的比喻,是耶穌回答律法師的第二個問題「誰是我的鄰人?」,實與前一個問題相關:如何才能在神的國度有份、繼承永生?答案是:「你要盡心、盡性、盡力、盡意愛主—你的上帝,又要愛鄰舍如同自己。」(路加福音十章25-27節),因為這兩條誡命是一切道理的總綱。

在先後順序上,只有當我們體悟神所給予的無條件之愛(agape)是何等極致,才能發自感恩地以全人來回應祂;唯有當我們以基督的心為心,方能呼應祂所動的慈心,察覺人們所需,並付諸行動、恆久堅持。

在苦難慌亂與愛心漸淡的世代中,利己的眼目、抱怨與恐懼,常束縛了我們伸出援助的手。然而,這卻是操練信心、愛心與勇氣的大好時機,使我們的眼光、心性與行為能更貼近父神心腸。在彼此扶持相助的過程,即便行走嶙峋狹道與揹負重擔,聖靈卻將神的愛傾注我們心中,成為穩健步履的力量。

祂的愛與我們同行,在與神同負一軛中,我們得以看見祂的大能作為與恩典相隨。只要我們願意成為遞送他人祝福的渠徑,必然經歷信心與愛心湧流不停的更新,成長出天國住民明淨芬芳的本質形象:在神恩慈善良的引導下,苦楚之地仍有溫暖滿溢,腳踏荒蕪猶能仰息永恆天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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