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2-10-19 基督教論壇報 / 專欄文章

【華神專欄:從神學進入社會】關鍵的十字路口:21世紀的美國神學教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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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溫永勖(中華福音神學研究學院系統神學助理教授)

美國的神學教育正處於一個關鍵的十字路口。有好幾間歷史悠久的一流跨宗派福音機構,面臨了財務上的生存危機。

今年五月,為了讓機構繼續運作,戈登–康威爾神學院宣布將出售在麻州南漢密爾頓,歷史悠久、占地102英畝的主要校區,遷移到大波士頓附近租用辦公室與教室,帶著改換一新的城市願景,期盼以更融入文化與基督信仰的多樣性,在持續改變的世界,擁有更能持續前進的未來。

多間指標性神學院面臨危機

早在四月時,位於伊利諾州迪爾菲爾德(Deerfield)的三一福音神學院,面臨了過去二十年來,入學率下降44%所導致的財務挑戰,裁減了七位具終身教職身分的員工。

而更早前的2018年五月,加州的富勒神學院嘗試出售具代表性的帕薩迪納(Pasadena)校區,計畫搬遷到波莫納(Pomona),消息震撼了福音派教會界。儘管該決定因波莫納的房地產銷售限制與昂貴的建築成本,最終在2019年十月被推翻,但富勒神學院考慮離開帕薩迪納以降低成本,說明了在美國的神學院(與基督教大學/學院),正處於校園與校舍建築維護的成本上升,以及過去幾十年來,入學人數普遍下降所造成的經濟壓力之中。

從各方面看來,這些趨勢並不令人意外。一方面,美國的基督信仰(指「真誠委身」,而非僅是「文化」的形式)於過去幾十年中,持續不斷在衰退。當真誠委身的基督徒越來越少,很自然的,就會越少有學生覺得需要透過神學院教育為事工預備。

由於2008年經濟衰退以來的出生率降低,美國大學院校已經採取許多措施,以應對預計在2025年左右發生的招生人數懸崖式下滑;這個「迫近的懸崖」無疑衝擊基督教大學/學院,與一般大專院校。

知識傳遞的典範轉移與讓步

然而更為根本的是,現代高等教育正面臨身分與權威受挑戰的危機,因為十五世紀古騰堡的印刷機所留下的文學界典範已轉移;在二十世紀末至二十一世紀開始進入嶄新數位化的時代,因著網際網路與行動裝置的發展,舊有的典範持續不斷讓步於一個更廣泛的知識民主化,和機構「權威」的重新建構。

在之前的文學時代,「大學」與「高疊的書本」象徵著最高層次的知識與學習;如今是Google、維基百科、Netflix、Twitter與YouTube當道的時代,已不再是如此。學院與大學最終在不斷發展的「新世界秩序」(如果可以這麼說)發揮功能,處於一個持續交涉的狀態。

當然,大學與學院不會完全消失殆盡,作為舊世界在新世界中的遺跡,還需要幾個世代的時間,直到許多父母不再將大學教育視為孩子必經的教育歷程。我們可以合理的預期,美國名校如哈佛、耶魯、普林斯頓和史丹佛大學(在英國則是牛津、劍橋、聖安德魯與愛丁堡大學),將持續乘載文化的傳播,即使現代許多高等教育機構已不具備這樣的功能。

重塑形象  跟上前進腳步

實際上,許多學院與大學都強烈意識到上述的典範轉移,並且一如既往地努力尋找、透過修正與擬訂重新塑造形象的策略,使他們維持文化與制度上的適切性,跟上二十一世紀持續前進的腳步。只有時間能證明哪些學校是成功的,哪些不是。然而有趣的是,有些學校正在尋求更多的網路線上、虛實混合或者是密集的資訊傳遞方式,但所有的知識傳遞方式都朝著「更方便」、「更負擔得起」與「更短的時間」為取向,而非要求在學生們在校園生活投注更多時間。

雖然如此,我之所以提到這些廣泛的趨勢,源於在大多數的基督教學院與神學院的「全盛時期」,特別是如保守福音派風格取向的戈登–康威爾神學院、三一神學院以及富勒神學院,吸引了跨宗派的受眾,發生在二十世紀中葉至下半葉;重要的是,這些神學院以現代高等教育機構為藍本,如前面所說,目前這些教育單位正在調整他們在重新分級之文化中的定位。

美國指標性的福音派神學院正陷入艱難的處境,正如現代大學所面臨相同的身分與合法性的危機,這些神學院在所處的文化領域中,仿效自己的模式。

與覺醒運動╱反覺醒相關的意識形態政治立場,還有新冠疫情大流行以來的各種論辯(例如是否戴口罩、打疫苗等),普遍在課堂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;因為在大學授課的內容(我假設,有時候在神學院也一樣),學生可以立即「評估」與「規範」教師的觀點,是否與學生自己的政治觀符合(儘管是非正式的)。這些意識形態的限制,使得原本脆弱的制度面更加不穩定。

換言之,隨著大學院校入學人數下降,或是轉向不同的知識傳遞方式,不再仰賴美麗的實體校園,學校當中的演講廳、教室、辦公室、圖書館和宿舍,即便空無一人,也需所費不貲地保留著。我們所處的典範轉變,是如此地真實且發人深省。

美國神學院3個發展趨勢

儘管如此,美國的神學院仍有三個值得注意的反向趨勢。首先,雖然過去吸引跨宗派學生群體的福音派神學院陷入挑戰,人們想知道,這是否與學校想要吸引與培養的信仰、宗派與教義的多樣性有關。

這是因為近年來,在美國有強烈的宗派特性的學校(例如衛理公會和改革宗加爾文主義傳統,或是美南浸信會教派),似乎在運作上維持較佳的狀況,甚至增加他們的入學率。

這是否因為,相較於神學上(也可能是政治上)觀點多樣的神學院,有強烈宗派特性的學校,提供了清晰與統一認信的宗派立場,在身處日益不穩定與混亂的時代,提供了一個穩定的源頭?

無論好與壞,值得思考的是,在美國的跨宗派神學院提供的神學信息,是否變得過於多樣化,以至於落入相對主義的論點稀釋,以及神學消費主義偏好?

儘管我個人並不認同有時候見到的,美國許多表現良好的宗派學院過於強烈的教義立場;然而我認為需要向跨宗派的學院學習的是,我們的神學院在尋求多樣化發展之下,仍然需要一個清晰、統一與連貫的信息,在神學教育的領域建立獨特性。那些指標性的美國福音派神學院是如何做到這一點呢?我認為這個議題值得深思。

神學院日益看重宣教領域

其次,有趣的是,一些美國的神學院最近委派宣教士擔任神學院的院長。這是一個極好的發展,對於機構或是許多學校,也是值得慶賀的發展。如此,不僅尊重並增加對於宣教的重視,也為全世界各文化背景的教會信徒增加能見度,見證我們的主和救主耶穌基督。

同時筆者也在思考,這樣的模式,是否反映了整個神學界目前的氛圍(我指的是二十一世紀「全球」 與「世界基督教 」的氛圍),而不是學校教育本身。

無論如何,觀看福音派如何持續在這個嶄新的「全球」與「世界」(而非「西方」)的時代被形塑,是很有意思的。(附帶一提,考慮到上述的美國趨勢,中華福音神學院委任一位宣教士擔任現任院長,是很有意思的!)

神學教育的未來在亞洲

最後,在美國福音派神學院招生上,似乎有一個領域正在經歷增長,就是博士課程(例如教牧博士、宣教博士、教育博士、神學博士、哲學博士等)。這些博士課程有許多是學生自費進修,並沒有全額或部分額度的獎學金補助。

此外,為了與近來的便利與可負擔教育特性發展趨勢一致,這些博士課程多半不嚴格限制學生的居住地,學生同時可以透過網路線上、虛實混合與密集的課程上課,論文寫作也可以採取遠距指導。

這一切的改變,對美國與其他國家的神學教育現狀與未來產生何種意義,有待進一步商榷。然而很清楚的是,當我們進一步展望二十一世紀,美國的神學教育正面臨著特殊並且關鍵的十字路口。這些潮流,將如何衝擊台灣與其他華語地區的神學教育,還有待觀察。

我有一位朋友是宣教學家,他認為神學教育的未來在亞洲「這裡」,而不是在西方「那裡」。近來許多亞洲的神學院已經開始,或是正在啟動、拓展其博士班課程;在未來,亞洲的神學教育更值得我們關注。對此我要說:「台灣與亞洲,加油!」

溫永勖

中華福音神學研究學院系統神學助理教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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